人生是一场从出生就开始的淘汰赛，而我在第一关——中考分流时就失败了。

本刊记者/陈柯宇

晚上10点半，河南某职校三年级学生吴帆结束了在餐馆打工的一天，终于回到宿舍。他要通过打工为考大专攒钱，但做一天工只能攒70元钱。谈到家庭和学业时，吴帆每说几句就长叹一口气，采访中他长吁短叹不下20次。

中职生年龄大多在15岁到18岁之间。教育部年职业教育相关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中考生在未达到中考分数线后，分流到全国所职校中，其中包含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成人中等专业学校4类，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

吴帆的生活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职生的日常——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他们在流水线做普工、在餐馆当服务员、在游乐场当导游，身上贴满了“差生”“爱打架”等标签。而其中，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年5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知易行难，在标签、成见的背后，中职生究竟经历着怎样的迷茫与困顿，又如何破茧重生？

流水线

松绿色的车间地板上耸立着一架两米多高的白色机床，数以千计的红色塑料瓶盖正伴随着机床运转时发出的巨大噪声，通过传送带从底部运往高处，进入流水线的下一个环节。尽管这些现代化机器色彩鲜艳，但对于林振工来说毫无美感，甚至令他厌恶。

他每天在此工作13个小时，重复性地扛起一箱又一箱原材料，注入这个让他感到自己十分渺小的机床里，好让流水线一刻不停歇，然后拿到每个月块钱的工资。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林振工很难弄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机器的一部分。

进入车间不让带手机，林振工有一次偷偷带手机进去，拍下模糊的车间环境。图/受访者

从山东某职校毕业两年以来，林振工早已记不清到底换过多少份工作。“电子厂、食品厂、化工厂、货车司机、外卖员......大概这是第十几份吧”，他想了想回答道。这也是中职生毕业后工作情况的缩影：工作不算难找，但工作质量普遍很差，更换频繁，岗位与所学专业无关。

林振工是在三年前开启这样的生活的。

职校生一般前两年在校学习文化课，第三年在“校企合作”模式下由学校找到合适的企业送学生前去实习。开始实习前的那个夏天，某日，班级召集所有同学到学校，实习单位的人事部领导来了，他告诉同学们，厂子的工作环境很美，只上白班，不加班，并且会得到一份不错的薪水。林振工随即按学校规定签了一年期的合同。后来回想起来，他觉得生活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崩塌的。

实习是在一家电子厂里。刚到厂里，林振工就发现同在一个流水线上的学生来自各个专业：计算机、化工，甚至还有幼教专业。工作内容和所学专业完全无关，都是一些类似把涂料涂在产品内部铁芯上的简单工作，气体刺鼻到让人掉眼泪，戴口罩也没用。

刚开始的一个星期里，工作都会在下午6点钟结束，之后便每周逐渐延长。一个月后开始倒班，例如中班的工作时间是中午12点上班，凌晨2点钟结束，一天工作14个小时。更让林振工崩溃的是厂里严苛的纪律，迟到一分钟罚款元，频繁上厕所也要扣钱。

山东某技校的学生在组装柴油发动机。图/视觉中国

林振工感到自己被骗了。他质问学校负责老师，老师表示“已经把你们交给工厂了，进了厂就要按规定来”，他不甘心，又给教育局、劳动局、市长热线打电话，各方踢皮球，没有下文。半个月后，班上90%的同学都逃走了，林振工也想走，却又怕拿不到毕业证。他当时相信，中职毕业证一定是有用的。

巨大的压力下，一天夜里，林振工爬上了工厂宿舍楼最顶端，楼下的深渊吸引着他，却又让他感到恐惧。犹豫了很久，林振工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回到宿舍，他一边恨自己“傻”，当初那么轻易就相信了老师和工厂负责人的话，一边为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而难过，哭了一整晚。第二天醒来，他还得继续上流水线。就这样咬着牙做完了一年工，他拿到了毕业证。开始实习那一年，林振工只有17岁。

实际上，林振工经历的这一切，每一届中职生都在经历着。

吴帆就属于中途“逃走”的学生，他学数控专业，在被学校统一带到广东某厂实习时，坚持了不过十余天就偷偷溜走了。“这样的工作会让大脑放弃思考，跟工具人一样，真受不了”，逃离后吴帆开始为自己的毕业证发愁。

“校企合作”的实习是个分水岭，大多中职生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时刻发生变化的。对于他们而言，学校似乎不再是一个天然的为学生着想、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是站在工厂那一边。吴帆认为，中职学校就像个临时收容所，两年后学校就会把学生“卖”出去。

同时被改变的，还有学生们对社会的看法。

毕业后的两年里，林振工发现当初苦苦坚持实习拿到的毕业证并没有太大用处，流水线上多的是初中毕业的孩子、职校辍学的学生。17岁那年的经历让他通过读书解答困惑，有时他也会想，早知现实如此，当初还不如跟其他人一起逃走。

曾经，林振工坚定地相信“谁肯努力谁赚钱，谁能吃苦谁过好日子”，如今信念幻灭，他说：“人生是一场从出生就开始的淘汰赛，而我在第一关——中考分流时就失败了。”

山东某技校焊接专业课间，学生靠在隔板间休息。图/视觉中国

半躺平

像林振工这样在中职毕业后选择就业的学生其实越来越少，伴随“职教高考”的推进，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正从中职学校扩大招生规模。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两万份样本中就业比例仅为35%。六成以上中职生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这似乎是职校生未来出路的希望之光。

林振工也曾尝试过继续升学，论用功程度，他认为自己用尽了全力。

职校最后一年，林振工报名大专考试。然而学校下发通知，可以报名但不可以参加考试，若是影响实习则不准许发毕业证。第二年，林振工再次报名，被告知所报学校不招收往届生，无缘考场；第三年，林振工的家人坚决制止了他的想法，认为他纯粹是在浪费钱，林振工盘算着上学的开销，无奈之下放弃了报名。

他的父母也都是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收入仅够勉强维持生活。不过，林振工还是偷偷参加了成人大专考试并顺利通过。“用处不大”，他说。

林振工知道自己大概率一辈子都要做流水线普工了，而他至今无法接受这样“反人性”的工作，他说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接受。于是，他选择了周期性“躺平”。

每工作四五个月，赚足了一点生活费他就辞职休息几个月。“躺平”的日子里，林振工每天清晨起来去跑步，回到家后读一上午书，午饭后休息一会，下午有时去爬山，有时坐很久的公交去市里逛博物馆，然后回家做晚饭，饭后再散会步，刷会手机结束一天。他管这种日子叫“生活”，而打工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地活着”。

林振工的父母对他这样的行为极度不满，认为同样是做流水线普工，他们做了一辈子也就这样过来了，而林振工却没有吃苦精神。父母骂他是“废物”，催他赶紧娶媳妇、生孩子。

在林振工父母的生活圈子里，同事的孩子才17岁就能把女朋友领回家，特别“出息”。而林振工早已做好了打算，这辈子他不会娶媳妇，也不会买房买车。每当父母催他，他就会回击：“生出孩子来不得对孩子负责吗？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也像我一样做着这样痛苦的流水线普工，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躺平”时，林振工常常去离家不远的地方爬山。图/受访者提供

清醒的堕落

每当问到受访的中职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只能在流水线上做工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自己不够努力。“混日子”是每个人都提到的学校生活状态，上课睡觉、刷视频、打游戏，具体玩了什么看了什么说不上来，总之不听课。

差生，是外界对职校生存在已久的偏见，甚至连不少职校生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评价。采访中，很多人称呼自己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吴帆更坦承，“我对我这个人感到失望”。失望的另一端，是“清醒的堕落”。

在上中职前的那个暑假，吴帆曾很多次暗下决心，上了中职一定要认真学习。他清楚地记得，开学第一节课，自己坐在显眼的教室第二排，低着头漫无目的地划手机，他抬头看了一眼，老师在讲台上讲着，底下没有一人在听。那一瞬间他就知道，这三年又将会是这样。

课堂上玩手机久了吴帆会心生愧疚，于是拍下几张永远不会再翻出来的课件PPT，权当安慰。他用打游戏麻痹自己，可以“随时都能抽身看到自己在堕落”，但又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和吴帆一样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再学习的学生很多，他们也都无比清醒地知道“这样不好”。吴帆初中时一度认真学习，从普通班升入了实验班，而在认识了几个爱玩的学生后，他就不再好好学习了；安徽某职校学生刘言则是因为初一时，和同学打闹过程中摔下了楼梯，一条腿严重受伤。在医院度过了半学期，再回到学校后，他“突然”就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他们除了学习方面不好，其实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孩子”，福建一所职校的老师秦艽这样描述她班级里的55名中职生。秦艽说，这群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比同龄高中学生更加成熟。他们很早就接触社会，做过各种各样的杂工，如游乐场的导游、奶茶店的服务员。很多孩子身上有种质朴的助人为乐精神，不论是搬书、打扫卫生，还是帮着做核酸检测，他们总是很积极，每当有学生偷懒不想开班会，就会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她办公室，撒娇式地叫她“美女老师”。

不过秦艽也有为孩子们感到心疼的时刻。每个班级都有几个爱打架的学生，老师拿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似乎习惯了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她总是在孩子们打完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教导学生时，秦艽每次说要请家长到学校来，孩子们都会半戏谑半认真地说：“别叫我家长了，他们坐车过来要一两个小时，来了他们也不管的。”

秦艽统计过班上55个学生的背景，只有两个孩子是从小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其余多为留守儿童，家在偏远的乡镇。而且，秦艽知道孩子们说的是对的，很多家长根本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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