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废庙兴学”，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各地寺庙财产来兴办教育，包括庙产补助学费、寺庙为校等形式。

关于民国时期废庙兴学事件，多年来学术界对此早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主要引述了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金龙发表于年12月18日《从废庙兴学看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一文中-年间废庙兴学风波中宗教与政府之间多次冲突一节。由此讨论民国时期佛教和政府长期对抗而对国民党执政基础的动摇情况进行探讨。

一、废庙兴学的最初由来

废庙兴学的始作俑者，是康有为和张之洞。年5月22日，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中，建议将各地庙宇废除并改为学堂，首开废庙兴学之河。年6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亦提出：清廷既于中日战争中惨败，欲谋往后的复兴与强盛，首先必须全面改革教育，积极设置学堂，奠定地方初等教育的基础。其办法是征收全国数万座寺院、道观，利用其土地及建筑物，以节省巨额费用。其具体实施细则为：(一)将寺庙建筑物的十分之七辟为校舍，余者仍供僧侣、道士居住;(二)寺院、寺田的收益所得，拨出十分之七充作学堂经费，余款为僧道膳食之资。清廷当政者有感于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痛感复兴教育的重要性，却苦于财源难辟，以致迟迟无法大刀阔斧地振衰启弊。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建议被光绪皇帝采纳，全国各地随即迅速行动，时有强占寺庙、改办学堂的事件发生。维新变法失败后，废庙兴学由于受到佛教界的强烈反对而被禁止，但从此开了一个恶劣的邪路。清末各地为筹措兴学经费、解决办学场所，都纷纷打起寺庙道观的主意。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也首先想到教育强国，但国家的财力依然有限，他们也拿不出什么高招，于是还是延续前朝用过的老思路，制定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和《管理寺庙条例》，明文规定，为办理地方学校、公益事业，地方官可以呈请拨用庙产。因佛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没有太大的动作，继而也有一些明令保护庙产之举。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废庙兴学再起波澜。究其原因，还是个“穷”字。《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曾规定："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

可钱是硬头的。不是说想保障就保障了。国民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补助与教育界的期望相去甚远。从年为例，国民政府义务教育补助费仅为万元，补助费仅占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2.26%。完全是杯水车薪，省、县的经费也难以到位。年，教育部视察各省、市义务教育，发现各省、市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常常发生少拨现象。由于中央、省、县都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教育界人士及有关部门企望借庙产之力来助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庙产兴学再起波澜。既有现实基础，又有历史渊源。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对佛道儒传统文化的歧视和憎恨。从至年，由废庙兴学引起的风波有三次。

二、政教矛盾三次激化

a.第一次法难，政教矛盾初起。

第一次废庙兴学风波始于年4月，是围绕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有关废庙兴学的议案而展开的。在这次废庙兴学风波中，反映最敏感的是江浙一带。

年3月，《新闻报》等媒体报导，内政部长薛笃弼拟于全国教育大会提议改僧寺为学校。同时传闻，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有废庙兴学的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获悉这些消息，佛教界大受震动，并迅速作出了反映。

同年4月，江浙佛教联合会除公推王铁珊、王一亭、闻兰亭等到南京请愿外，还致电国民政府，认为改僧寺为学校，“既违背国民党宗教信仰自由之党纲，亦与政府历次保护佛教庙产业之明令相悖”，请求国民政府“熟察利害，取消前议”。与此同时，江浙各佛教团体代表王震等，还致函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要求他们致电国民政府，“陈明是非利害，以冀挽回”。李济深、陈铭枢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指出：“本党于人民信教自由原不干涉，......民间一切宗教团体，俱在本党政府保护之下，即令政府扩充教育，亦必别有正当筹策，无单独摧毁佛教之理，所有报载前项拟议似非事实，如有其说，亦望钧府公议作罢为幸。”也就是说，即使发展教育，也肯定可以找到其他正当路子，也绝没有只抢占摧毁佛教之理，独拿佛教开刀。

事实上，当时报端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内政部和各地提交全国教育会议的提案，实际上确证了这一传闻。

这次废庙兴学风波，由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庙产兴学之议而触发。由于佛教界在会前已明确表示反对，并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政要进行抗争，因此，全国教育会议虽有庙产兴学的决议，大学院、内政部并未就此作出正式规定，国民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态度表示。事实上，全国教育会议有关庙产兴学的决议，因佛教界的反对未能付诸实施。后来，佛教界自己也认为，这次庙产兴学，“在当时不过叫喊叫喊而已”“僧界当时不过受点警慌，尚不会受到致命之伤”。

b、　第二次法难，政教之争 　　

年11月，邰爽秋鉴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教育经费竭蹶，特集合同道，发起成立“庙产兴学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发表了宣言。由此引发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波。

年6月22日，庙产兴学促进会借中央大学致知堂开成立大会，有南京市党部代表、社会局代表等余人出席，其标语为"人其人而不火其书，利其产而不毁其宇"。其组织章程规定：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以联合全国民众力谋划拨庙产、创办教育为宗旨！。该会总部设南京，各地会员满10人以上，可组织分会”。

但是，庙产兴学促进会关于庙产兴学的提案，在内政部会议上未能获得通过，由此又可见南京国民政府中还有一些象样的政治家！他们的考虑还是有远见的：不敢公然支持知识界、亲西方激进派的提案。年4月第三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波已基本平息。

C、第三次法难，政教矛盾再次激化

年8月16日，《申报》又传出新的消息，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河南等七省教育厅，联名呈请“保障寺庙财产，办理各地方教育”，并"将寺产收入充作民众小学或地方教育经费"，由此引发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次废庙兴学法难。

闻到七省教育厅长联名庙产兴学之请的风声，8月24日，中国佛教会立即呈文国民政府，指责各地方教育机关，“往往因自身经费短缺，动辄觊觎寺庙财产，不但启侵占产权之嫌，抑亦蹈违犯法令之咎。”中国佛教会请求国民政府“主持公道，以免纠纷，而重法纪”。行政院认为，中国佛教会申述各节，仅见报纸，应俟湘浙等省教育厅具呈来院，再行核办。

《申报》的传言，不久便得到证实。由于当时各地寺院，常有假借《监督寺庙条例》，或各省单行之管理寺庙条文，将经行政决定拨归学产之庙产，诉诸司法解决，而将原案推翻者。在此情况下，“苟不从速设法防止，妥谋补救，将见地方教育事业必缘经费断绝或校舍无着，限于停顿而不能维持，是不仅引起纠纷，且足危及学校根本，影响教育前途至为重大”。

佛教界认为，此次庙产兴学，由七省教育厅领衔呈请中央指令实行，是“有筹略的，有组织的，非复以前的庙产兴学亳无组织而不堪一击也。”事实上，这次庙产兴学风波虽由七省教育厅的呈请引发，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行政院、内政部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赞同七省教育厅的提议，即年《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前已经拨用的庙产维持现状;《监督寺庙条例》公布后占用的寺庙视为租用;各寺庙在办理公益事业时，应着重于办理地方教育事业。在佛教界的抗议面前，南京国民政府申明了以往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这长达十年的废庙兴学过程中，对佛教文化的保护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其实就是三次法难。学校强占寺庙做为校舍，砸佛像、烧毁或撕毁经书、损坏佛教器物的事时有发生。如山东掖县城内海南寺藏有明刻北藏板大藏经，共3万余册，是当时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后掖县创办师范讲习所，借用海南寺作为地址。修理房屋时，发现有屋3间，满藏书籍，当时不知其为十分珍贵的大藏经，仅视为废纸，又无可转移之处，遂付诸一炬，焚毁2/3。为推御责任，掖县县长竟说“海南寺大藏并无被师范焚毁事”。山东省教育厅派往掖县调查人员回省报告时则说“大藏系被毁于军队及民团”。老师干了坏事嫁祸于军队。　

三、废庙兴学法难中的因果报应故事

下边这个故事，是全文摘自谈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本来不属于本书的范畴，因为故事虽真实，可属于地方的案例。但内容和前边讲的废庙兴学法难有牵连，是执行国家的决定，当然应编在这里，若要搜集地方案例，就太多了，所以仅举一例，供参考：

天津在试办废庙兴学的时候，伽蓝菩萨还显过灵验。当地人组织废庙兴学委员会，举出来若干人为委员。在委员之中，又推出来三个主任委员，一个正主任委员，两个副主任委员。会后决议立学堂，佛像拉倒，僧人赶跑，并借此机会，大设宴席，相对畅饮。有一次开会，席间正主任委员，也是当地有名耆绅，出来小圊，忽然倒地下没气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里，问他“怎样？”他说：“不好！我看周仓爷从屋里出来，气愤愤的呵声，‘我让你拆庙！’说着一刀砍在我腰里，把我吹倒了……”再往下问时，什么话也不说，像得羊羔疯一样，口里直吐白沫，露两个大白眼珠子，大伙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间不治而死。所有当地绅董和一些拆庙委员们，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吓得打抖擞。接着第二位绅董（副主任委员)夜间也看见关夫子派周仓去了，他正在堂屋门口站着，忽然一声“哎呀！周仓爷来杀我，我以后不拆庙了……”说着倒地下没气了！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员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绅董，因他和死去的那两位是一正两副，都是主任委员。他看那两位，因做坏良心违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现时的报应，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里很害怕！于是预备不在家，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避，免得周仓爷再找来。早晨起来，这位绅董，对家里人没言语，悄悄走出来，拐弯抹角，恐怕人看见。可巧走到半道时，对面来一人，这人不是别人，是他们拆庙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两人打对头越走越近，躲避也来不及。见面后，这位委员首先问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闲来溜达溜达。”面上还佯作很沉静的样子。接着那位委员很惊惧的又问：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问了一句“有什么事？”

“咳！”委员说：“不幸得很！大概因为做亏心事啦！不然或许为拆庙逐僧办学堂，触犯天怒，昨天头二绅董都被周仓爷显灵砍死了！”

“真的吗？”

“这还能说瞎话不成！”说着第三位绅董——副主任委员，一阵头昏也倒地下没气了。他本来欲到天后宫娘娘庙去躲，不想却死在半道。这位委员吓的已是魂不附体，赶紧给他家里去送讯。以后那些主张拆庙的人，见来头不好，种种事情不顺序，自动把委员会解散了。

从此拆庙逐僧之风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庙子都被他们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纬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点，外边有联络，没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迹，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没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队、警察、占用了，出家人多赁房子住，以买卖式经忏应酬为生活。

摘自《影尘回忆录》

（未完待续）

注：高耀峰为《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及《东天目山传奇——齐素萍居士传》的作者

原文较长，此文进行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