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又始终铩羽而还，长期的郁郁不得志和寄人篱下，使他又具有特别敏感的禀性，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他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曾因此说左宗棠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还有一次，曾国藩出于谦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用了“右仰”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曾国藩自然心生不快。没想到，文人相轻的酸腐味，在这两个文学泰斗身上更是表露得淋漓尽致。这些只是文人之间的言语之斗，小儿科，无伤大碍。而他俩真正的“死结”，却是来自朝廷上的笔墨官司，至死也未解开，留下了终身遗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突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如此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殆尽的说法也不可靠，清廷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 　　此时，左宗棠唱的这出“对台戏”，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曾国藩平生自诩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这是曾国藩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而且声言，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 　　左宗棠看到此奏后，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往来，两人十几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名臣毕竟是名臣，他们不会在公务上给对方使绊子，而是秉公说话。左宗棠督陕甘新疆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却对幕僚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不遗余力，并且让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宗棠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确实如此，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时，送给他这样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充分表达出自己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之情和满怀悔恨之意！只可惜，这种“悔恨”实在是来得太晚了点，左宗棠未能当面亲口对曾国藩说，以冰释前嫌，只能闹得一个死不瞑目，另一个含恨九泉，连死了也不得安生，真是“人造孽，不可恕”啊！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割袍断义”，从表面来看，是由残留在他们骨子里“文人相轻”的诟病所引发的，“伪幼主案”只是激化矛盾的一个导火索，而实质上，其真实的矛盾冲突还是来自于各自集团的利益所在，正如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其儿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曾侯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生性耿直，喜欢有话直说，且又是私底下对其儿子说的，他的这番话应该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是啊，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何不一笑置之呢”?还是明代杨慎的词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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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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