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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背后的交锋

年,马立诚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年9月,马立诚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然而,围绕着这本书,也有一场激烈的交锋。

改革催生《交锋》

《国家历史》:为什么要写《交锋》?

马立诚:这是由改革之潮催生的。年春天,京城开始流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这样一篇打印文章,声讨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造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篇文章可能写于年底或年初,没有署名,但作者肯定是“左”的思潮的坚定代表者。这是第一份“万言书”。稍有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随着这篇文章流向全国,一种恐慌的情绪也开始蔓延。

年夏秋之间,第二份“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在海外发表,然后“出口转内销”。这篇文章否定改革开放,提出要以“反对和平演变”为纲,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年底,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问世,文章认为“抓大放小”就是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需要提及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该文作者段若非与我们的一场官司。第四份“万言书”是年1月到2月间完成的,题目是《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篇文章点了一大批所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报刊和书籍的名字,要求开展“大批判”,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四份“万言书”,力倡以阶级斗争为纲,设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禁区,批判邓小平理论,否定改革开放,来势甚为凶猛。在年春,“左”派还拿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示众”,对他开展大批判,要求撤销他的职务。这一切,导致当时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搞改革开放的人“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心有余悸,生怕挨整,情绪一片低落。左派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接连抛出四份“万言书”,用意是很深的。他们想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影响和干扰中国前进的方向。对此,我和凌志军以及我们的朋友都十分忧虑,一直想用某种方式回答“万言书”的挑战,回击“左”的思潮,为推动改革开放贡献绵薄。

直到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重申了邓小平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万言书问世以来,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回答万言书的指责。这次讲话之后,一些媒介发表了于光远、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的谈话,要求推进改革,冲破姓公姓私的禁区。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击“万言书”的契机。

《中国经济时报》抓住了这个时机。8月中旬,该报的张剑荆、施滨海约我写一篇系统评价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文章。我于8月底完成了这篇一万字的文章,题为《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9月12日,十五大开幕当天,《中国经济时报》以头版整个篇幅套红全文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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